西周谋略家——姬发、吕尚、姬旦

西周谋略家——姬发

姬发 即周武王,周文王姬昌次子。他继承父亲遗志，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殷商王朝，夺取全国政权，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、政治才能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君。

周原为商朝地处西陲的一个小属国。文王姬昌在位50年，实行许多正确的政策,国力逐渐强大，逝世时天下三分已得其二，为灭商奠定了基础。武王姬发继位后，对内重用贤良，继续以姜太公为军师,并用弟弟公旦为太宰，召公、毕公、康叔、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，人才荟萃，政治蒸蒸日上。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，孤立商王朝,壮大自己力量。

此时，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，政治上已十分腐败，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。武王审时度势，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,等待时机。他即位9年后,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(今河南淇县)将都城由丰(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)迁至镐(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)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“孟津观兵”。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。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(今陕西长安县内)文王陵墓祭奠，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。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，自己只称太子发,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。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(今河南孟津县东北)有800诸侯闻讯赶来参加。人心向周、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。武王和姜太公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，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，并以“诸位不知天命”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。

又二年，武王探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。良臣比干、箕子忠言进谏，一个被杀，一个被囚。太师疵、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，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。百姓皆侧目而视，缄口不言。武王同姜太公研究，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，遵照文王“时至而勿疑”的遗嘱，果断决定发兵伐商，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。出发前，太史卜了一卦,得兆象大凶。见此不吉之兆，百官大惊失色。武王决心已定，不迷信鬼神，毅然率兵车300乘、近卫武士3000人、甲士4.5万人向朝歌进发。大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(今河南汲县南)，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。纣王闻知周兵已到，调集都中士兵，再加把囚犯、奴隶、战俘武装起来，共起兵17万(一说70万)相迎。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“牧野之战”。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,历数商纣的罪恶，说明伐纣的正义性，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。决战开始后，周军士气高涨，奋勇冲杀。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。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、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，反把武王看作救星，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。纣王见大势已去，登上鹿台，自焚身死。商朝由此灭亡。

武王灭商后，为了收服人心，巩固新建的政权，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。

首先，采取了以殷治殷，分而治之的办法，安抚殷商遗民。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，继续治理殷民。同时，将殷商王畿(京城周围千里)内之地分为卫、庸、邶三个小国，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，负责监视武庚,号称“三监”。他下令释放被纣主囚禁的百姓，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，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。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、粮食，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。通过采取这些措施，商地很快稳定下来。

其次，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，实行对全国的统治。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，治理好国家，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，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。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，他同姜太公、公旦等商议，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。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，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；各诸侯可以拥兵，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；定期向天子纳贡、朝贺；允许封侯世代承袭，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、大夫；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，对封国中分封卿、大夫也有权过问。毫无疑问，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，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，显然是一个进步。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，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。

武王为了巩固全国政权，日夜思虑，睡不好觉。他还同公旦讨论过在当时被认为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邑(今河南洛阳市内)营建东都，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控制。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，在灭商二年后即逝世。

西周谋略家——吕尚

吕尚 姜姓，吕氏，名望，一说字子牙，也称姜尚，俗称姜太公。商朝末年人。西周初年，被周文王封为太师（武官名），辅佐文王，与谋“翦商”。后辅佐周武王灭商。因功封于齐，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。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谋略家。

相传吕尚的先世为贵族，在舜时为官,因功被封于吕(今河南南阳)故为吕氏，名吕尚。后来家道中落，至吕尚时已沦为贫民。为维持生计，吕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(今河南淇县)宰牛卖肉，又到孟津(今河南孟津县东北)做过卖酒生意。他虽贫寨,但胸怀大志,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、探讨治国兴邦之道，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，为国效力。直到暮年，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。

当时，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。殷纣王暴虐无道，荒淫无度，朝政腐败，社会黑暗，经济崩溃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(后为周文王)倡行仁政，发展经济，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，社会清明，人心安定，国势日强，天下民众倾心于周，四边诸侯望风依附。壮心不已的吕尚，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，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，便毅然离开商朝，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，栖身于磻溪，终日以垂钓为事，以静观世态的变化，待机出山。一天，吕尚在磻溪垂钓时，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，二人不期而遇，谈得十分投机。姬昌见吕尚学识渊博，通晓历史和时势，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，吕尚当即提出了“三常”之说:“一曰君以举贤为常，二日官以任贤为常，三日士以敬贤为常。”意思是，要治国兴邦，必须以贤为本，重视发掘、使用人才。姬昌听后甚喜，说道:“我先君太公预言：‘当有圣人至周，周才得以兴盛。’您就是那位圣人吧？我太公望子(盼望先生)久矣！”于是，姬昌亲自把吕尚扶上车辇，起回宫拜为太师。从此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。

吕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，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。对内，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，八家各分私田百亩，大小官吏都有分地，子孙承袭，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，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。对外，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，以麻痹纣王，暗中实行争取邻国、逐步拉拢、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，以翦商羽翼，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。在吕尚的积极谋划下，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，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，出现了“天下三分，其二归周”的局面，为最后消灭纣王，取代殷商，创造了条件。

周文王死后，武王姬发继位，拜吕尚为国师，尊称师尚父。吕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。一次，周武王问道:“我欲轻罚而重威，少行赏而劝善多，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，何道可行?”吕尚答曰:“杀一人而千人惧，杀二人而万人惧，杀三人而三军振者，杀之。赏一人而千人喜，赏二人而万人喜，赏三人而三军喜者，赏之。令一人而干人行者，令之；禁二人而万人止者，禁之；教三人而三军正者，教之。杀一以您万，赏一而劝众，此明君之威福。”武王言听计从，时时慎于行赏，力求令行禁止，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。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，叛殷附周者日多。周朝逐渐羽翼丰满，国势日隆。武王九年(约公元前1059年)，周军在吕尚的统帅下，浩浩荡荡开到孟津，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“孟津之誓”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文。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，显示了武王的声威。当时许多诸侯都说:“商纣可伐！”武王和吕尚则认为，时机尚不成熟，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、岌岌可危的境地，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，如果兴师伐纣，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。于是，决定班师而回。这次行动，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，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，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。

武王十一年(约公元前1062年)，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，良臣比干被杀，箕子被因为奴，微子启惧祸出逃，太师疵、少师强投降周武王、武王问吕尚:“殷大臣或死或逃，纣王是否可伐?"吕尚答道: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;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”武王***闻言，决意举兵伐纣。遂以吕尚为主帅，统领兵车300乘，虎贲(猛上)3000名，甲士4.5万人，以“吊民伐罪”为号召，联合诸侯各国，出兵进取商都。在离商都朝歌70里的牧野地区，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战斗。结果商军被打得大败亏输，伤亡无数，倒戈者甚多。纣王见大势已去，连夜仓皇逃走，与妃子妲已一起在鹿台投火自焚，至此，殷商王朝宣告灭亡。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，多赖吕尚英明的组织指挥。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，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、众叛亲离之时；在力量的组织上，以“吊民伐罪”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；在作战指挥上，首先以兵车、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，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，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，夺取了战争的胜利。

吕尚因灭商有功，被封于齐，并将齐国治理成“五霸”“七雄”中的强国之一。相传兵书《六韬》为吕尚所作，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。但从现存的内容看，基本上反映的是吕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中指出:“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。”由此看来，吕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。

西周谋略家——姬旦

姬旦 又名叔旦，周文王第四子。因封地在周(今陕西岐山北)，史称周公。是西周初杰出的政治家。

周公是周武王的母弟。他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“常左翼武王，用事居多。”灭商2年后，武王病死，其子成王年幼，由周公摄政。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。他们散布流言蜚语,说周公有野心，有可能谋害成王，算夺王位。周公闻言，便对太公望和召公爽说:“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，是怕天下不稳。如果江山变乱，生民涂炭，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?”周公又对将要袭其爵，而到鲁国封地居住的儿子伯禽说:“我是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成王之叔父，论身份地位，在国中是很高的了。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，谦诚待士，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。你到鲁国去，千万不要骄狂无忌。”

不久，管叔、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，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。周公奉成王命，率师东征。经3年的艰苦作战，终于讨平了叛乱，征服了东方诸国，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，同时斩杀了管叔、武庚,放逐了蔡叔。巩固了周朝的统治。

周公平叛以后，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，正式建议成王把国都迁到洛邑(今洛阳)。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“殷顽民”迁居洛邑，派召公奭在洛邑驻兵8师，对他们加强监督。另外，周公封小弟康叔为卫君，令其驻守故商墟，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。他告诚年幼的康叔：商朝之所以灭亡，是由于纣王酗于酒，淫于妇，以至于朝纲混乱，诸侯举义。他嘱咐说:“你到殷墟后，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，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；其次务必要爱民。”周公又把上述嘱言,写成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三篇，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康叔到殷墟后，牢记周公的叮嘱，生活俭朴，爱护百姓，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。

建都洛邑后，周公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。他先后建置71个封国,把武王15个兄弟和16个功臣，封到封国去做诸侯，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。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,将土地统一规划，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。

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还“制礼作乐”，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。主要有“畿服”制、“爵谥”制、“法”制、“嫡长子继承”制和“乐”制等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。在殷商时，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，传位不定。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，即以血缘为纽带，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。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。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、小宗与大宗的关系。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亲疏、尊卑、贵贱的礼仪制度，以调整中央和地方、王侯与臣民的关系，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。

周公摄政6年，当成王已经长大，他决定还政于成王。在还政前,周公作《无逸》，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，告诫成王要先知“稼穑之艰难”，不要纵情于声色、安逸、游玩和田猎。然后“还政成王，北面就臣位”。

周公退位后，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，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。年老病终前，他叮嘱说:“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，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”。不久辞世。